兵儒结合、柔道安邦是哪国的战争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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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1 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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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18 17:05
东汉开国与西汉不同，不仅要推翻王莽、削平群雄，还必须解决各地无数农民武装。这些农民武装少则几万十几万人，多则几十万上百万人，他们既不称王称帝，也不拥兵割据，而是到处流动作战求生存。王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被绿林军推翻。绿林军的更始政权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被赤眉军推翻。赤眉军根本没想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归于失败。其他群雄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成算，所以都成为一现县花。只有光武帝刘秀奉行兵懦结合、柔道安邦的战争观，才真正解决了问题，重新实现了国家的统一。
刘秀出身于太学生，既精通儒学，又精通兵学，既善于用兵家的诡道克敌制胜，又善于用儒家的理论指导战争，以“柔道”治国安邦。清代学者王夫之指出，刘秀的所谓“柔道”，不是指软弱无为或虚伪怀诈，而是指“反本自治，顺人心”（《读通鉴论）卷6），“柔远能迩”定天下。刘秀自始至终都是用这种“柔道”思想来制胜于天下的。他起兵的根本目的是“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后汉书·邓禹传》），再建强大而统一的汉朝。当王莽军队以数十倍于己的兵力扑来时，刘秀镇定自若，深知敌人军心不固，“外盛而中枵”（《读通鉴论》卷6），所以用大智大勇创造了昆阳决战的大捷。当群雄并立，竭尽全力于相互争战时，刘秀则“以静制动，以道制权，以谋制力，以缓制猝，以宽制猛”，从容不迫地“修郊庙，享宗祖，定制度，行爵赏，举伏湛，征卓茂，勉寇询以绥河内，命冯异使抚关中”，精兵简政，务耕安民，在纷乱不已的天下建立起社会稳定的河北根据地，从而使割据群雄“皆自困而瓦解”（《读通鉴论》卷6）。当铜马等众多农民武装在军事上被战胜时，刘秀则推心置腹地与他们相结交，抚之以安居乐业，以致“先后所受降者，指穷于数”，几近“千万”之多。当天下已定，臧官、马武进而提出平定北匈奴时，刘秀则从理论上给予一个详尽的答复，他说：“《黄石公记》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故日有德之君，以所乐乐人；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乐人者其乐长，乐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逸政多忠臣，劳政多乱人。故日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且北狄尚强，而屯田警备传闻之事，恒多失实。诚能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人。”（《后汉书·臧宫传》），这就是“光武审《黄石》，存包桑，闭玉门以谢西域之质，卑词币以礼匈奴之使”的理论根据，正如刘秀自己所言：“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后汉书·光武帝纪》下）从此，兵儒结合、柔道安邦的战争观成为东汉一代的传统，使东汉王朝保持了将近百年的强盛局面，将秦汉时期大一统的战争观进一步推进到成熟阶段。
十分明显，这一战争观的基础在于*上的清明和经济上的稳定，这两个条件自东汉中期以后则逐渐被破坏殆尽。*上因外戚与宦官轮流专政和惨烈的“党锢”之祸而*到极点，皇权衰微到极点；经济上因豪强地主经济的恶性膨胀而使广大民众陷入赤贫状态。随着黄巾大的爆发，军阀与地方势力纷纷崛起，东汉王朝及其战争观遂告式微。
除上述秦汉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大一*争观之外，还有两种战争观也值得一提。一是匈奴的掠夺性战争观，这是与其游牧经济和奴隶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逐水草而居，“人习战攻以侵伐”（《史记·匈奴列传》），进行战争的目的是掠夺财物与人口，“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史记·匈奴列传》），在大漠东、西。南、北横行二三百年，给秦汉时期国家的统一和发展造成很大的危害。二是农民大改朝换代的战争观，它与当时的历史条件紧密联系在一起。当时的封建制度远未走到尽头。广大农民参加的根本目的是求生存，其领导者只能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史记·陈涉世家》）“伐无道，诛暴秦”，“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后汉书·皇甫嵩传》）之类的口号，走人改朝换代的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