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苏交恶的真实原因有哪些

发布网友

共3个回答

热心网友

一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及国家利益冲突与中苏关系的恶化
中苏关系包括两层关系,一是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二是作为两个大国,即中国与苏联之间的相互关系.战后,苏联在处理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总是以老大哥自居 ,不断表现出其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的作风,这不仅损害了兄弟党和国家的利益,而且严重制约着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正常关系的发展.所以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与国家利益冲突,是影响中苏关系非常重要的方面.但不同的学者,分析问题的角度或侧重点不同 .
不少学者认为苏联单方面的对华方针和*,即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及其对中国国家利益的损害是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或关键因素.孙泽学、唐年薪认为“苏联的大国大党主义与中国追求平等的冲突是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刘克明通过分析《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关于中长铁路、中苏合营公司等内容的规定和赫鲁晓夫时期关于长波电台、共同舰队等问题后认为,“中苏关系恶化直至*,可以从各个方面去探寻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1997年10月,曾经给*、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过翻译的*在出席当代中国研究所等机构共同发起的“中苏关系与冷战”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也说“中苏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赫鲁晓夫奉行的大国沙文主义,它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与民族利益.”
李捷则认为苏联的大国主义作风及其对中国利益的损害,是中苏关系恶化“最为关键的因素”.
孙其明认为,“国家利益冲突是导致中苏关系破裂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认为像《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补充协定的谈判、签订过程及有关内容,中苏关于建立 “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争论,苏联对中国撕毁合同、撤退专家的恶劣做法,都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最终导致了中苏关系的破裂.
沈志华认为：“中苏关系最终破裂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范式和准则中的某种结构性失衡”.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范式,是基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党际关系的领导与被领导的范式,进而使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各国之间打上了领导与被领导的烙印.这种关系范式压抑了同盟各国追求发展的民族感情和心理,表面的团结统一往往掩盖了同盟内在的不稳定因素.50年代后期在中苏军事领域的合作中,尽管苏联人没有任何侵犯中国主权的意图,但他们在言语和行动中不断流露出的高高在上的领导者的心态,不仅引起了中国人的反感,也使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地位已大大提高的中国和中 *人无法忍受.所以,中苏最终未能实现军事合作的根源就在于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系内在的不稳定性——一旦处于领导地位的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受到挑战,它们之间的同盟关系便会出现动荡,合作也就无法维持下去.
李宝俊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利益的关系,损害了这种利益也就破坏了双方的关系.从50年代末期苏联提出有损中国主权的要求到60年代末在边界上派驻重兵,对中国的*构成威胁,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苏联首先是损坏中国的* 利益,同时也损坏了*利益和经济利益,从而导致国家关系的全面破裂.”叶自成则说,引起中苏关系不和的因素有三：历史因素、意识形态因素、国家利益冲突,其中,国家利益冲突是导致中苏关系破裂最重要的因素.戴超武根据近年来陆续出版和解密的中国和苏联方面的相关文献档案,研究了中国发展核武器问题对中苏关系的影响,也认为国家利益冲突是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且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是一个互动过程.
但骆晓会认为,中苏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不是国家利益冲突,“过分强调国家利益对中苏关系恶化的影响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认为“斯大林时期比赫鲁晓夫时期对中国国家利益损害更大”,中苏国家关系反比这一时期好；中苏关于“共同舰队”和“长波电台”争论的结果,是*用虚幻的主权损害替代了实在的国家利益损失.说“1969 年以前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方针和原则,往往未将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是国际主义高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重于国家利益.因此中苏关系恶化的首要因素为国家利益之说不能成立.”
二意识形态分歧与中苏关系的恶化
意识形态因素对现代各国的外交关系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外交*的倾向性非常明显,相同的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成为中苏结盟的纽带；而五、六十年代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如何评价斯大林,怎样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的关系 ,怎样估计*与战争的问题；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同样对中苏同盟的破裂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首先,不少学者肯定意识形态的争论是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刘克明认为,“意识形态争论是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认为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争论,一度非常激烈,双方都把争论上升到马列主义的原则高度,最后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斗争.“由于中苏两个大党都是执政党,都有国家力量作后盾,事实上谁也打不倒谁,最后只能走向*.”孙其明认为,“中苏两党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显然是导致双方关系恶化十分重要的原因,即使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骆晓会认为,意识形态分歧是中苏关系恶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并不是首要因素.认为“中苏意识形态的分歧,最早是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开始的.但事实上中苏之间的友谊与合作在苏共二十大以后直到1958年和1959年仍然在继续发展或加深.如1956年4月至1959年2月中苏除签国防新技术协定之外,又签了3个包括苏联提供158个成套设备项目在内的援助中国的协定.这证明意识形态分歧开始并不从根本上影响中苏关系的发展 .”并说,“中国领导人实际上并不真正看重意识形态问题,而苏联领导人在这方面的意识更淡漠.”“中苏两党及其领导人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相互曾多次作出妥协和让步, 尽力维护团结,减少分歧.如果没有其他更关键的因素,意识形态分歧不可能将中苏关系引向绝境.”
孙泽学、唐年新通过分析中苏之间国家利益的冲突和由此引起的战略思想的对立,认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是同盟破裂的催化剂”.尤其是“中苏大论战使两党关系势同水火,统一的社会主义阵营归于瓦解,两国关系走到破裂的边缘,中苏同盟名存实亡. ”而意识形态分歧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中苏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同探索,并成为导致同盟破裂的主要原因或重要因素.陈冬生通过分析中国“大跃进”运动对中苏关系的影响认为,“‘大跃进’运动对中苏关系产生了消极影响……进一步恶化了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有的则称中国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没有分析中国领导人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是如何恶化中苏关系的.
三中苏两国领导人个人因素与中苏关系的破裂
历史唯物论从来都强调要正确认识和评价个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在国际交往中,领导人的个性、风格、思想等,对一国的外交活动及外交*的制定,无疑具有重要影响.在分析中苏关系恶化原因时,*与斯大林、赫鲁晓夫等中苏领导人的个人因素,成为学者们探讨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杨奎松在《*苏联观变化原因剖析》(作者提交1996年1月“冷战在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一文中认为,中苏两国领袖在*理念上的歧异是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根本原因.“在中苏两党反目成仇,双方关系发生令人难以置信的根本改变的过程中,两国党的领袖的作用在某些方面具有决定性”.文章以*苏联观的变化为线索去剖析问题,以历史上的恩怨、*独特个性的作用、民族利益上的矛盾和*理念上的歧异,论述了中苏关系的演变过程.
骆晓会认为,“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关键因素是两国领袖个人(*与赫鲁晓夫)之间的各种矛盾、差异与利害冲突.”认为肯定领导者个人因素在一个相对短暂的历史进程中可起关键作用或决定作用,并不违背唯物史观的根本原则.而两国领导人的矛盾、差异与利害冲突,“表现最突出的是*与赫鲁晓夫各自国内*斗争的利益与需要完全是相互背离的.”认为赫鲁晓夫执政后,开始调整斯大林时期的内外*,以反个人崇拜来树立自己的威望,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此时的*,一是由于1958年大跃进受挫遭到党内外广泛批评,自感越来越孤立,“提出了要区分‘两种*’ 的问题,试图以此重塑自己的权威”；二是*更为担心和警惕有人在他身后作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这种背离使他们既不顾整个国际*主义运动的大局,也不去考虑什么国家利益,从而造成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关系的破裂,并导致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在国际上,与*对斯大林个人表示尊敬、对斯大林在国际共运中的领袖地位没有丝毫疑问不同,*对赫鲁晓夫则看不起,对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有意无意中流露出来的老子党、老大哥的思维定势与优越感则不能忍受.并认为,“*与赫鲁晓夫的对立并导致中苏关系的恶化,还与这两位领袖性格的某些异同有直接与间接的关系.”
李丹慧认为,中苏最高领袖*与赫鲁晓夫对各自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以及从本国立场出发对对方探索方式的认识,是确定这一时期中苏关系走向的决定性因素. “当双方的探索和为此而制定的*趋同,双方的基本利益一致,相互之间还以信任为主时,中苏关系就表现为亲密无间,或可以在求同存异中发展；而当双方的探索及* 发生背离,双方的基本利益背离,相互间猜忌、戒备胜过信任时,中苏关系也即转为冷淡,乃至趋向*.”
四 “冷战思维”对中苏关系的影响
40多年的“冷战”对战后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苏关系亦不例外.罗珍、朱玉文认为,“‘冷战思维’的安全模式是苏联想控制中国的内外*并导致中苏关系曲折发展的关键,而中国未能及时摆脱‘冷战思维’安全观也是原因之一.”认为50 年代末期中苏关于“长波电台”、“共同舰队”的争论,赫鲁晓夫对中国炮击金门、马祖的指责,苏联就中印边界冲突所持的中立立场,都是在“冷战思维”支配下,苏联领导人从苏联的全球战略需要出发,对中国的内政、外交进行指责.中国虽拒绝了苏联的无理要求,但并未走出“冷战思维”的巢穴.
五中苏关系破裂是多种因素互动的结果
无疑,中苏关系的恶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许多文章从中苏关系的多种层面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有些作者还提出了“互动”说.曲星认为,中苏关系恶化是双方战略、理论与利益三个方面分歧冲突及其互动的结果.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初中苏之间的结盟关系有着强烈的利益互求因素,即当时中苏都面临美国严重威胁的战略格局,中国需要与苏联结盟来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而苏联也需要在自己周边建立一个隔离西方威胁的安全区域.”但50年代中期美苏关系有所缓和之后,苏联面临的战略任务与中国面临的战略任务发生了明显的差异.赫鲁晓夫要缓和与美国的关系谋求美苏合作,需要中国加以配合来营造与美国缓和的气氛；但中国要,对美国及蒋介石在东南沿海的挑衅要反击,这无疑有悖于苏联创造缓和气氛的构想.中国希望加强自身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海空军力量,对付美国的威胁；但苏联却需要中国裁军,由苏联通过中苏盟约和华沙条约提供保护.“由于苏联醉心于与美国的缓和,决心要把中国外交纳入苏联全球轨道,又丝毫不考虑中国的战略需求和民族利益,中国对苏联外交新战略所依据的理论非常自然地就产生了不同看法”,使中苏两党意识形态争论升级,并且展开了公开大论战.中苏两党之间的大论战不仅使它们之间的分歧得不到弥合,反而越来越大,最终两个执政党之间的关系恶化.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恶化,“不可避免的对国家关系产生了消极的、甚至是破坏性的影响.中苏从盟友演变为潜在敌人,正是这种利益冲突与理论分歧恶性互动的结果.”
孙其明从国家利益、意识形态两方面分别著文,认为中苏关系破裂,是国家利益冲突和意识形态分歧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骆晓会也从国家利益、意识形态以及领导者个人因素三个方面,分别著文分析了对中苏关系的影响,认为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的恶化,“是许多因素累积并相互促进、交互影响下造成的.”而若非要从这些因素中找出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领袖个人因素.
总之,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恶化,是许多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历史上的恩怨和现实的冲突；国家战略利益的矛盾和意识形态分歧；社会背景与个人因素等等.我相信,随着有关档案的全面开放、解秘,对中苏关系恶化原因的研究将更加深刻和全面.而且,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将有助于21世纪中俄友好睦邻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热心网友

有以下几点：
一、意识形态因素在中苏关系恶化中的作用：
从1958年春夏开始，中苏两党在涉及国家利益的许多问题上发生了冲突，并在两国的内政外交*上出现了争执，这不仅使双方的分歧和争执越来越多，超出了意识形态范围，而且这些分歧和争执与意识形态分歧交织在一起，使意识形态分歧变得更加严重。面对意识形态分歧的扩大，中苏双方都改变了以往比较谨慎、就事论事与心平气和的做法，采取了自以为是、固执己见、强加于人、毫不妥协、无限上纲的武断态度，并从布加勒斯特会议开始，陷入不断地进行报复和反报复的恶性循环之中，从而无可挽回地加剧了意识形态分歧。

二、国家利益、外交*分歧等因素：
在1958 年以后,中苏两国在战略利益上的巨大差异日益暴露，这一年成为中苏关系的转折点。首先发生的争执，是由长波电台和共同核潜艇舰队的问题引起的。1958 年 7 月，出于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需要，苏联向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建立联合舰队，在中国东部沿海建立无线电台，以协调苏联潜水艇在太平洋水域活动的建议。*认为苏联的这一要求不仅有损中国的主权，而且企图以“军事合作”之名控制中国。

由此可见，*和赫鲁晓夫不同的经历和性格造成了两人间沟通交流的困难，使两人都无法正确理解对方发出的信息，同时也激发两人性格间的冲突，而这种最高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又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影响和决定了两国关系的走向。

综上所述，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绝不仅此三个原因。虽然从属于国家利益的意识形态与当时两国最高领导人的个人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两国关系的发展，但究其根本，仍然是取决于双方的国家利益，因为国家利益是国家制定对外*的基本依据，也是一国对外战略的主要动因.历史作为前车之鉴：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更应该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好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来创造和平，和谐的世界。

热心网友